三年前的夏天，我把自己的全部家当装进两个大行李箱，与在北京的朋友一一告别。我的下一站是比利时鲁汶，从那里出发，我将开始一段为期两年、跨越四个欧洲国家的游学之旅。 我在欧洲就读的专业叫作体育伦理和诚信（Sports Ethics and Integrity），它的名字很长，也很少有人听说过。很多人问过我，这个专业究竟在研究些什么，以及为什么我决定离开还算有趣的体育记者的工作；也有人好奇，这三年除了上课、写论文之外，我究竟还经历了什么。 回头看，这三年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或许并不是一门课、一篇文献、一场看过的比赛，而是那些让我重新理解体育的时刻。 我下定决心申请去欧洲读书，还是在2022年。当时我的身边也有不同行业的朋友计划出国深造、开拓眼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自然也是我的心声，但却并不是我选择去欧洲读书的唯一原因。 那时我刚刚结束北京冬奥会的工作，而北京冬奥会也是当时为数不多我依旧有条件来到现场报道的比赛之一。在闭环环境里工作的两周虽然与以往的赛事体验完全不同，但回到现场观察、聆听、交流与创作带来的充盈却一如既往。我发现自己依旧想去更多的比赛，去感受更多不同的现场。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女性体育发展的女性媒体人，我也曾经创作过许多与体育中的性别议题有关的内容。但我疲于向读者乃至是一部分同行解释体育界同工同酬的意义，也疲于证明一个与女性体育或女运动员有关的选题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也对在中文世界中讨论不多的议题，如跨性别运动员的准入规则、残奥运动等充满继续探索的好奇心。 我选择就读的项目，伊拉斯谟体育伦理和诚信硕士（MAiSI）探索的则是体育与哲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的交叉议题。用更接地气一点的实例来解释，则是我们会关注现行反兴奋剂系统的弊端和可信度，会讨论近期因凡蒂诺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反映出的国际足协存在的管理和治理问题，会研究美国体操拉里·纳萨尔案反映出的现行竞技体育体系对运动员权益的忽视。 我一直感兴趣的性别话题，同样是MAiSI项目关注的重点。 来到鲁汶后，我见到的第一位同学是来自英国的Emma。她曾经是职业泰拳选手，在泰国居住了十余年。作为一名女性泰拳选手和性暴力事件的幸存者，Emma也一直积极通过写作和演讲的方式讲述泰拳运动中厌女文化与系统性的不平等，为这项运动中的女性争取更好的生存和训练环境。 相似的学术兴趣让我和Emma一见如故，我也曾经以为未来会遇到的同学与教授也是如此。但在第一周的导论课上，就有人抛出了“男性天生比女性更擅长国际象棋”“跨性别和间性别运动员拥有男性的身体优势”的观点。在“利用规则故意输球以获取下一轮次的优势”这样有些灰色的议题上，大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无论是以往的写作还是日常讨论，我向来会尽量规避观点交锋与冲突，我总是会更多地试着去理解与我不同的观点。但在读书期间，我学到的重要一课是：体育世界中的许多议题大多也不是非黑即白，去理解不同的观点很重要，探讨不同的观点也很重要。观点的交锋与彼此不认同，不管是学界还是公共或私人场域的表达，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无需事事都力争说服对方，也无需每个议题都只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我的毕业论文导师Jim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英国老教授，他坚信电子竞技不属于体育，在跨性别运动员议题上也坚持着非常保守的观点，甚至一直用“生理性别男性”来指代塞门娅等间性别选手。但与此同时，Jim也总是会提供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学者的文献，建议我们也要了解其他观点。 我和Jim有过很多次关于女性体育、跨性别运动员的讨论，在他的课程的结课展示上，我和Emma以及另外两位同学选择的主题正是跨性别女性运动员不应被排斥在女子组之外。虽然我和Jim都无法被彼此说服，但我们一直都有讨论的空间，也可以在有不同观点的情况下合作，而或许一切本就应该如此。 在就读MASI期间，我的同学们都很热衷于在不同的赛事中做志愿者。或许是在国内已经以媒体人的身份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志愿者活动最初没有太多兴趣。但在捷克布拉格的第二学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去当地的身心障碍游泳赛事服务，我才发现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赛事中，是与媒体完全不同的体验。 作为志愿者，我可以不带任何包袱地与出现在赛事现场的每一个人交流，同样可以发现好故事甚至可以捕捉到更多细节。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更了解在欧洲体育模式下，不同层级的比赛是如何运营的。 欧洲体育模式的结构类似金字塔，顶部为竞技体育，底部则是以俱乐部为主体的大众体育。在我居住过的比利时、捷克和德国，大家都有至少一项从小时候玩起的运动，身心障碍者同样也有机会尝试不同的运动。像是樊振东新赛季将效力的杜塞尔多夫并不只是一支乒乓球德甲男子球队，而是一个有完备梯队建设的大型体育俱乐部，杜塞尔多夫的身障乒乓球项目也有六支队伍，队员们也会参与俱乐部的其他体育项目。 欧洲体育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则是